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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以来，蚕丝、茶叶长期是上海乃至中国最主要的两项出口商品。1870年，丝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88%，1880年为84%，1890年为65.2%，1899年为58%。在19世纪下半叶，上海凭借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，快速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。其间，丝茶贸易可谓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。
「中国对外贸易中心」
19世纪40年代，“茶叶大盗”福琼多次到访上海。彼时，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不及广州。但福琼发现，“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，从出产地运到上海，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，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”，且中国主要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，“茶叶、蚕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”。他断定，“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，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”。同一时期，英国第二任驻沪领事撰写了多份有关上海丝茶贸易的报告，预言上海具备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贸易中心的潜力。
中国最主要的蚕丝产区在长三角区域，这刚好是上海的核心腹地。茶叶产区遍布中国南方，但优质茶产区多有直达上海的水路。中国史学家罗兹·墨菲对茶叶和蚕丝的“陆路运输费用”“水路运输费用”进行过比较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陆路运输200英里，蚕丝每吨运费24镑，茶叶每吨运费21镑；同样的距离，茶叶和蚕丝经由水路运输，每吨运费约14镑。
这种交通运输上的优势，为贸易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844—1845年度，上海出口蚕丝6433包，广州出口6787包，上海占48.7%；1845—1846年度，上海出口蚕丝15192包，广州出口3554包，上海占81%；1846—1847年度，上海出口21176包，广州仅1200包，上海占94.6%。
上海在茶叶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，略晚于蚕丝贸易。上海茶叶的出口比重从1844年的2%，一路上涨至1851年的37%。但相对于广州63%的出口比重，差距还是明显的。这是因为茶叶产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，在长江还没有对外开放时，湖南、湖北乃至江西的茶叶主要通过翻越大庾岭或骑田岭运至广州出口。这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下茶叶外销的历史惯性所致。
1851年初，太平天国运动兴起，太平军与清军在广西、湖南缠斗，阻塞了从湖南进入广东的传统贸易通道。于是，两湖的茶叶开始沿长江而下从上海出口，让1852年上海茶叶出口占比剧增至61%。经济学家张仲礼因此认为，“从1852年开始，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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